【改进文风大家谈】
英国小说家哈特利《送信人》的开篇，有一句著名谚语：“过去是异邦。”这或许适用于世界上某些断裂的文明，然而对中华文明来说，“过去”并非我们的“异邦”——这是我们文化基因中绵绵千载的古典“故乡”。只是，其中的某些术语与概念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产生了理解与使用的差异。例如“文”“章”二字从先秦以来，并不专指书面的文学。《论语》“博学于文”，《诗经》“出言有章”，即是说礼乐、制度、风俗等，均为文章，故而孔子有谓“焕乎其有文章”。
东汉王充《论衡·超奇》把能写文章的人分为了从低到高的四种：儒生、通人、文人、鸿儒。章太炎先生《国故论衡》特别指出这里的“文人”不仅仅是我们今天创作诗歌小说的文学家，而是能够写“润色鸿业”大文章的人，是能够把家国情怀寄托在文字中的人。
建安以降，至魏晋南北朝，随着个人文集的兴盛发展，辞赋转繁，文章大盛。尤其以东晋南朝都城建康为核心的文学圈，形成了崇尚骈俪的文风。刘勰在《文心雕龙·风骨》中表达了对南朝文章“负声无力”“瘠义肥辞”的忧虑，指出只有如潘勖《册魏公九锡文》这样的大文章才是风骨的代表，呼吁要“蔚彼风力，严此骨鲠”。在当时雕画奇辞的大风潮下，虽然也存在“国家有大手笔”的呼声，但总体是形式至上的文风。从过去、当下与未来的文章连贯性来看，厘清了风骨在六朝文体学的理性标准，可以让我们更好地在当下与未来秉持辞达、义美的文风。
北朝后期，同样是错彩镂金之文风大盛。大唐王朝一统天下，文运与国运并起。初唐文坛上，“四杰”有廓清之功，尔后陈子昂更是高举建安风骨，大声疾呼：“文章道弊五百年矣！”他还明确提出了“兴寄”的概念，也就是说作品中要有“光英朗练”的高尚思想寄托。所以，后人不仅喜爱吟咏陈子昂的“前不见古人，后不见来者。念天地之悠悠，独怆然而涕下”，也激赏他的“用世之志”，例如他在武则天时期所写《上军国利害事》，又如议边疆军事所写《为乔补阙论突厥表》等，皆是寓寄托之意于风骨之文。
简而言之，“文果载心，余心有寄”，倘若胸中有舒卷风云的寄托，笔下就会有峻极山河的风骨。风骨与寄托的融合，并不会在文风上立刻产生点石成金的效果，但却是古人留给我们达到文字力量与文字美学平衡的最佳关键词。
（作者：童岭，系南京大学教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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